广州遭“非典”侵袭之后,2003年3月,“非典”病毒不可避免地开始从广州往外扩散,香港和北京先后出现“非典”病例。
春天的北京,街头,流行戴白色的口罩。 地坛医院声像室的摄像师刘志勇,在街头,用镜头记录下了当时的情形:往日拥挤的北京西站,突然变得空空荡荡;平日车水马龙的长安街上变得路广车稀,处处弥漫着消毒液的味道;坐在地铁里的人们,戴着口罩躲闪着站得远远的。
现就职于天坛医院的刘志勇说:“当时,非典病房还不让公开拍摄。” 2003年3月25日晚上,在佑安医院等医院收治“非典”病人之后,时任地坛医院党委书记的刘建英终于也接到了北京市卫生局的通知:准备接受“ 非典”病人,主要包括司局级干部、港澳台同胞、外国人等重要病人。
当时,地坛医院院长一职空缺,刘建英全权负责院内工作,开辟了收治病人的绿色通道。 接到医院的指令,感染科主任李兴旺等主力医生,立刻待命,准备进入病区。
此前,李兴旺已多次参加研讨广东“非典”诊疗过程,应对“非典”患者到北京后的情况。 3月26日当晚,地坛医院首批收治两名病人:一个来自香港,一个是加拿大人。
“非典”在地坛医院的战役,已经正式地“打响”。 地坛医院已进入紧张的“战斗”。
起初,医院的设备不是太多。李兴旺穿起防护服,戴着厚厚的口罩,带着十几名医护人员进入病房,开始为“非典”患者做临床诊断。
最紧张的一次抢救,是抢救意大利一名劳工部部长。李兴旺回忆说,当时接到救治任务:治疗病人;保证职工安全。
然而,由于紧张的抢救工作,现场的医生暴露较多,给病人打点滴时,有护士的口罩不小心脱落了下来,顾不上戴。 从病房出来后,有护士出现发热症状,住进sars病房。
早上在餐厅吃饭,有同事说起,便哭了起来。看见比自己孩子大不了几岁的护士突然倒下,李兴旺说,这让他很揪心。
“当时,还不知道病原,没有想到传染性那么强。”此前,广东和北京先后已有医护人员在救治“非典”时倒下,这更让人替倒下的护士担惊受怕。
非典,已经“入侵”北京城。 到4月份,民间已风传“非典”进入北京的消息,然而,卫生部和北京市政府对北京的疫情仍保持乐观态度,并称已经“有效控制”。
对此,世界卫生组织提出了质疑。 4月13日下午,世界卫生组织官员派了两名官员到地坛医院考察。
刘建英回忆说,看完医院的病房、病人病例和防护措施,两名官员肯定地说:“你们的治疗是一流的,你们的消毒防护堪称世界典范,推广你们的经验,将会对人类的健康作出贡献。”世界卫生组织的考察是基于对“非典”的重视,也是基于对中国 “非典”疫情的某种不确定。
事实上,自4月8日开始,随着疫情的发展,地坛医院已接到通知,准备开辟了第二个“非典”病房,开始大批收治“非典”病人。刘建英说,4月9日晚上,21名危重病人已经转入icu主任郭利明负责的重症监护病房。
然而,卫生部和北京市政府对“非典”的表态一直是“有效控制”“没有扩散”。 4月3日,卫生部在对“非典”首次表态时说:北京由于汲取了广东的教训,有效地控制了输入病例以及由这些病例引起的少数病例,所以没有向社会扩散。
在中国工作生活都是安全的。 随后,世界卫生组织便宣布取消了北京的疫区身份,卫生部公布了这一消息,并通过媒体进行报道。
国家旅游局有关负责人乐观地表示: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安全的旅游和投资沃土。北京准备着“五一”黄金周,开门迎客。
在外媒对国内疫情报道后,4月10日,世界卫生组织公开批评了北京的疫情报告系统,认为北京只有少数医院每日汇报sars病例,并派出专家组赴京考察。4月11日,北京重新被世界卫生组织定为疫区。
然而,国内所有的媒体对此再一次保持了沉默。 意识到“非典”疫情的危害性,国务院立即提出研究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》,从4月14日开始着手去做,并将“非典”列入《传染病防治法》法定传染病进行管理。
来源:中国新闻网。
非典型肺炎已经存在很长时间了,歌手高峰就是死于非典。
但中国人现在一般所指的非典是指流行型非典型肺炎,国际上的标准称呼是sars。应该开始于2002年的12月的广州,但当时对此病的认识不足,所以没有引起当地政府及卫生部门的注意,在2003年1月份,发病人数已经明显上升,但还是没有引起相关部门的重视,于是一些病人回老家养病,有钱的到北京上海治病,还有些病毒携带者回家过年,把病毒传染给老家的人,于是在2003年2月份,此病已经在南方各省均有发病病例,北京山西也有病例发生,但为了全国两会召开,卫生部及北京市政府对此采取大事化小的态度,没有及时发出预警或是采取相关预防措施,到了2003年3月份,死亡病例逐渐增加,事态已经严重恶化,国家才采取应急措施,卫生部长及北京市长引咎辞职。
“非典”是很多年的一场传染病。自2002年11月在我国内地出现病例并开始大范围流行,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:2002年11月至2003年3月,疫情主要发生在粤港两地;2003年3月以后,疫情向全国扩散,其中尤以北京为烈。2004年6月24日,世界卫生组织(who)宣布解除对北京的旅游禁令,表明中国内地抗击“非典”取得胜利。
很多年现在记忆中还很害怕,我们当时天天提心吊胆的。当时除了街道办事处来办公室进行防控,记得我们自己要是一天两次的背着喷雾器进行防毒。当时我是办公室最年轻的,领导就把这是防毒的事安排给我。
非典已经过去十年了,现在想起来仍心有余悸,而关于非典的故事,回忆起来却是那么让人啼笑皆非。
那天医院开会,院长让我们每人打一针“xx”以提高免疫力,上午我们开完会,下午就有好多同事的亲戚朋友来要求打“xx”。
第二天,一楼门诊来了好多病人,要求打“xx”,很快,医院的“xx”针剂便供不应求,院领导经过研究,针剂由原来的一元二角一盒涨至三元一盒,可要求打“xx”针剂的病人仍是络绎不绝,针剂马上又由三元一盒涨到了五元一盒,谁知病人非但没有减少,反而日趋上升。有不少亲戚朋友打电话问:“听说你们医院有预防非典的药,是真的吗?'我说:“没有的事儿,只是提高免疫力的普通针剂。”可是亲戚朋友们根本不听我解释,还怪我小气不办事儿,弄得我是我哭笑不得。
最后,针剂已涨至八十一盒,且是限量供应,还要托熟人找关系。
这样的经历现在的孩子是没有经历过的,当时我记得党中央还在北京的小汤山建立了一个监控中心。如果网友们有兴趣可以查阅一下,里面才是真正的“非典”的故事。我记得当时的温家宝总理还去小汤山慰问和看望医护人员和病人,相当感人的。
非典在2003年春节即在广州开始发现,因相关部门缺乏经验、重视不够、未采取相应隔离措施,致使很快在全国蔓延开来,北京的三月初、中旬,疫情已很严重,但由于正值两会期间,加上其他原因,真实情况被人为掩盖、缩小,后因有专业人员向媒体说出真情,才引起政府部门的重视,而采取了有些极端的隔离和治疗措施,但疫情却很快就再五月中旬得到控制,在七月底还是八月份全市就没有住院病人了。
若是在广州出现疫情时就限制人员流动,采取积极的隔离措施,就不会是疫情在全国蔓延,也不会因忙于控制而违背了激素治疗的原则性,最终导致因过度治疗造成的后遗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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